中国高考最公平你信吗？这是以低效率换来的公平！

  中国高等教育至今的百年发展史中，入学考核方式(比如高考)的“效率与公平”之争始终存在。教育主管部门在无法两者兼顾的形势下，不惜以“低效率”换取更大范围的“公平”。面对千万量级的高考考生，有“西化”倾向的高考改革只能首先服从“脱贫”目标。

  中国高等学府的出现要追溯到1895年的北洋大学、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当时国人对这些西方的“舶来品”知之甚少，况且科举制度的影响力仍很大，因此高考也就无从谈起了。

  1909年废除科举后，公派留美考试成为官方倡导的、带有科举性质的奇葩“高考”。通过测试的考生得到官方资助，进入美国大学深造，学成归来还可以进入官场——留学、就业两不误，填补了由于旧制度崩溃带来的社会真空。

  民国兴起后，教育当局对社会办学限制较少，中国私立大学也兴旺起来。大教育家马相伯、张伯苓、陈嘉庚等汇集社会资本兴办的复旦、南开、厦大等名校，多是著名的私立大学演变而来的。胡适、徐志摩、吕思勉、黄炎培等知名学人进入新兴大学，参与教学和研究工作，将当时的高等教育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

  民国时期没有全国统一高考，大学各自出题、自主招生，选拔的标准严格，能被录取的人数非常有限，加上学费昂贵，从五六十块大洋到三四百大洋不等(蔡元培在早期教育部任职时给鲁迅开的年薪差不多三百大洋，算是高薪了)，大学基本上是贵族学校，一般的社会阶层只能望洋兴叹。

  解放后，很多过去的私立大学收归国有，又兴建了一批新的公立大学，高考制度也随之建立。历史学家施展在《枢纽》一书中描述的从晚晴开始的“现代平民社会”，在1949年以后终于以高考的形式向最广泛的社会群体放开了高等教育的准入权利。

  当然，其间频发的政治运动一度关掉了“考试上大学”的通道，转而按阶级成分“推荐”，工人、农民、解放军是主要招生对象。按照历史数据的统计，1966年至1977年，中国累计培养了94万“工农兵大学生”。

  1977年恢复高考后，中国大学的招生量迅速上升。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学院升级大学、大学扩招的政策出台后，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

  不过，中国高等教育至今的百年发展史中，入学考核方式(比如高考)、人才选拔机制的“效率与公平”之争始终存在。教育主管部门在无法两者兼顾的形势下，遵循类似医保改革的路子，不惜以“低效率”换取更大范围的“公平”。

  其实英美“高考”的备考强度也不小，但西方人准备大学入学考试是个人行为，找家教、上兴趣班也好，找“写手”炮制推荐信也罢，基本由市场调节。而中国高考是体制内的大包大揽，备考成为以高中任课教师为主导的、为期一年的超长“集训”，人生中读书的黄金时间用在死记硬背、钻牛角尖儿的“奇技淫巧”之上。

  另一方面，大学录取又面临着世界上最庞大的生员体系。据预测，2018年高考报考人数将再次突破1000万人大关，回到2009年的高度。政策天平再一次向“公平”倾斜。

  于是，教育部为了提高“效率”从2003年开始实施的90所高等院校“自主招生”试点，到2014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自主招生试点工作的意见》又开始回调，“自主权”再次受限，要知道，相比2914所中国大学，这不到百所高校的招生量不过是各自招生指标的5%而已;

  于是，以奥数、文艺、体育为代表的高考加分项，从2014年开始逐步取消;

  于是，2015年5月发生的江苏、湖北“减招事件”中，教育主管部门再次强调招生指标向西部落后地区倾斜……

  中国高考再次出现鼓励“硬考”的公平局面。

  相比而言，英美“高考”的加分项、占坑班依然存在，尤其是以私立大学为主的美国高等教育体制，在向全球开放招生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客观、主观标准相结合的录取模式。

  但在中国“巨国效应”(吴晓波语)的压力下，有“西化”倾向的高考改革只能首先服从“脱贫”目标，“效率”问题也只能再次推迟。